近年来，许多省会城市，包括人口近千万的大城市，都在上演“人才争夺战”。户籍改革已经成为城市竞争的重要“竞赛项目”。

不过，这些城市“抢人”大多设有门槛限制。如今，风向要变了！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后简称《任务》)，针对不同城市提出了更为细化宽松的落户要求，在此前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取消落户限制基础上，继续对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甚至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并要求大幅增加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规模。此外，《任务》还首次提出了“收缩型中小城市”的概念。

这些，都被视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信号。

让外来人口留下来

去年，在各省会城市的“人才争夺战”如火如荼时，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本波接受媒体采访指出：当一座城市优先解决现有外来人口落户问题、为常住人口提供稳定生活的制度环境后，出台大规模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才更合乎社会治理的逻辑。

而此次户籍改革政策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解决张本波所说的“解决现有外来人口落户”的基础问题——“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体的措施，就是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每年有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农民工要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把这部分人口叫做‘农业转移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将农民工称作“农业转移人口”并不准确。实际上每年新增的农民工，大部分并没有务过农。

为什么要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户？有专家认为，此前排斥农民工的户籍政策已经显示出负面效应。

在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是排名前列代“农民工”的形象。从农村人奋斗成煤矿工人、拿到城市户口的过程，贯穿着孙少平的前半生。这是小说，也是过往的现实。

过去几十年，城市欢迎农村壮年劳动力，但将其子女、老人视为负担。经济学家陆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些城市，地方政府往往动用教育、就业等办法来控制人口，尤其是对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采取严格限制。

城市户口附着各项公共服务权益，没有户口的农民工难以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即使长期在城市工作。

陆铭认为，留守农村的老幼，并非自愿留下，而是被包括城市户籍政策在内的种种门槛排斥在外，他们进城将面临过高的生活成本。

这种排斥，被学者们认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城市在鼓励高端人才留下来的同时，也要让低技能劳动者留下，否则极易扭曲城市的劳动力供给结构。”陆铭说道。

也有人认为，出于情感和适应性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农民已经不愿意进城了。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报告，有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制约他们在城市定居。

“只有户籍制度改了，才能真正知道有多少人想进城。”陆铭认为，政府应该为有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创造条件，例如，允许土地交易和抵押，满足他们在城市里拥有基本住房，成为廉租房制度覆盖的群体。

房价、生育率何去何从？

对本专科以上的高学历人才而言，这次户籍制度的放宽，加之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诸多利好政策，让他们无论是留守“北上广深”，还是退居二线城市，都能够更从容。

房价是影响高学历人才选择城市的因素之一。当下“人才争夺战”中，生活补贴、购房优惠是各地人才政策的重点。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任务》发布之后，放开户籍的城市的购房需求也会上涨，甚至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况伟大近期接受媒体访谈表示，放宽户籍将新增3000万人购房需求，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房价上涨的更快，特别是在没有进行限购的沿海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有重大工程以及重要资源型城市，或许会引来炒房投机者。

但陆铭对此持保留观点，他认为，与其说户籍政策影响房价，不如说是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影响地区房价。在本轮户籍政策改革之前，劳动人口流入和流出的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户籍政策在当下只是一个“引流”的作用。

陆铭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长远来看，人的流动会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因素，人口依然会进一步向特大、超大型城市集中。

户籍改革进程中，还有一个引起关注的问题，就是宽松政策下，能否影响或提高生育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面二孩政策的效应没有达到预期，2018年出生人口继续下降至1523万人，比2017年出生人口减少200万人。而另一方面，老龄化加速到来。

城市“人才争夺战”，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应对。

因此，许多地方官员在解释“抢人”原因时都会提到：迎接第二波人口红利，优化人口结构。

中小城市要“瘦”，更需要“强”

上述《任务》中提到，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要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中小城市为何要瘦身强体，又该如何瘦身强体？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很多中小城市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增长，在未来全国人口总量下降的情况下，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中小城市会进入收缩型城市。

“中小城市收缩，大城市持续扩张，这是城市之间的人口再分配。这种分配符合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黄匡时认为，相对于人口向中小城市分散布局，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更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

从成本来看，中小城市瘦身成本也更低，但不代表中小城市就此衰落。《任务》明确提出，中小城市不光要“瘦”，而且还需要“强”。

黄匡时指出，很多地方政府官员难以接受自己服务的城市被称作“收缩型城市”，拒绝承认城市人口在流失，甚至排斥做收缩型的城市规划。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减少直接跟城市衰败相联系。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就在《任务》发布后，东北小城鹤岗，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将自己送上热搜。在当地一些房产中介平台，5万、10万甚至3万一套的房子待售。

随后，其他一些因为资源枯竭、人口大量外流导致房价下跌的小城市也被人们提及。例如甘肃玉门，石油资源枯竭后，许多人感慨当地房地产几乎无人问津。

类似鹤岗、玉门等城市不可避免地“瘦身”，但还有希望“强体”吗？这些城市今后的发展也引起讨论。

黄匡时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会逐渐形成核心城市、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等城市体系。“未来，对于很多中小城市而言，应该从产业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积极融入到城市群中去。”

另一方面，哪些城市需要“收缩”，也需要综合评估。陆铭表示，从概率上讲，资源枯竭型城市很可能会出现持续的人口流出，这个时候就应该做减量型的规划。但这种情况并非是特别的。

黄匡时建议道，相关部门需要加强收缩城市认定的标准化研究，包括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综合评估，研发城市收缩指数，根据指数结果决定哪个城市是否可以收缩。他同时强调，一定要摆正对收缩城市的心态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