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房子常常与当下一样稀缺，住房问题同样是一个让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说起买房，古代名人也是一肚子苦水。苏辙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陆游言“犹愧先楚公，终身无屋庐”；欧阳修进京后感叹“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而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古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想了不少法子。

古代公务员都是无房户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最有趣的，当数官员的住房问题。在人们看来，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

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

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南宋还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

北宋士大夫王禹偁在《小畜集》中写道：“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京城房价非常高，如果不是皇亲国戚和世家大族，你在这座城市里很难拥有自己的不动产。南宋哲学家朱熹则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宋太祖和宋太宗在位的时候，首都住房非常紧缺，国家干部都买不起房子，许多身居庙堂的高官都曾有过“蜗居”或当“房奴”的经历。直到宋神宗即位，给高级官员盖了福利房以后，宰相们才算有了窝。普通市民就更不用说了，买不起小房，租不起大房，只能做蚁族：“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筥，分寝儿女。”(陶穀《清异录》)四户人家局促在一个小院子里，每家住一个小房间，都拖儿带女，孩子们没地方睡觉，怎么办呢？在空中架一块木板，把房子改成复式，把箱子叠拼起来当床，让儿女睡在上面。

大唐宰相卢怀慎：家中用破席挡风遮雨

在唐代，国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员提供免费的单身宿舍，若甘愿打光棍，则可居住其中。《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住宅之简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王景、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卢怀慎“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堂堂大唐的副总理就躺在一张破席上养病，大门上连一副像样的门帘都没有，就靠一张破席挡风遮雨，可见其居住条件之恶劣。

白居易：京城上班郊区买房

从古至今，房子的地理位置一直都是决定其价格的重要因素。古代都城寸土寸金，高昂的房价让人“望房兴叹”。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28岁考中举人，29岁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是当时的正九品“校书郎”，也就类似现在的一个处级干部。身为唐朝有编制的公务员，白居易工资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他的正常开销大概有七千五百钱，剩下的八千五百钱他都好好存起来。就这样存了十年，他还是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没办法，他只好跑到陕西的渭南城(类似北京附近的通州)置了套房产，平时在长安租房上下班，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如同现在大都市的部分白领，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韩愈：为官30余年才买起房

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名气比白居易还大，官职也更高，他在长安为官30余年，官居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市长，还兼任吏部侍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然而，就是这样的省部级高官，在晚年才买了一处小户型住宅，但他却很知足：“始我来京师，止携一卷书。辛勤三十载，已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为我自有余。”

杜甫：一场秋雨刮走草堂屋顶

“诗圣”也买不起房。安史之乱后，潦倒的杜甫在亲友们的帮助下，盖起了一座简陋的茅屋，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可不料一场大风不期而至，紧接着，连阴雨也悄然到来，狂风卷走了他屋顶上的几层茅草，屋顶不断地漏雨。杜甫长夜难眠，感慨万千，他挥毫写了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后来不得已只能住到一条破船上了此残生，过着“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生活。

苏轼：借房给儿办喜事

苏东坡当了多年的高级“京官”，却无缘在京城拥有自己的“不动产”，只是在其他小地方买了几套。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苏东坡很着急，最后还是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东坡先生是廉洁自律的“清官”。

苏辙：晚年买房耗尽积蓄

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父亲过世后，苏辙守孝3年，再到京城做官，已经31岁，直到70岁那年才买上房子，而且不是在首都开封买的，是在开封南边的一个城市许昌买的。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欧阳修：胡同里的租房族

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可见他长年蛰居在一条小胡同里，是个典型的租房族。

此外，南宋度宗朝，诗人方岳，在邵武住破烂公租房，一住3年。辅佐3朝、为相10年的韩琦，曾忧伤吐槽，咱大宋朝的文臣武将，在京为官，租公房民舍的，放眼都是啊。

古代调控房地产有高招

唐朝 ：房屋买卖“先问亲邻”

唐朝出台了一种持续了一千多年的限购政策，“天下诸郡……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唐会要》卷85)即全国不管哪个城市，一切地皮和房产，想出售，先问亲戚和邻居。

五代十国的规定：“如有典卖庄宅，准例房亲邻人合得承当。若是亲邻不要，及著价不及，方得别处商量，和合交易。”(《全唐文》卷996所载后周广顺二年律令)卖房的时候，先问四邻和族人是否想买，如果他们不愿，或者出的价太低，你才能卖给其他人。

宋朝的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宋刑统》卷13)比五代十国时还要细致，还明确了征求意见的顺序：先问族人，后问四邻。

假如你不问亲邻，亲邻发现你的房子住了新人，可在一年(南宋改为3年)内向官府告状，要求以原价赎回，重新出售，并以房亲为排名前列售房对象，四邻为第二售房对象。除非遭遇天灾，亲邻们逃荒逃到了外地，你急等用钱，又无法询问，你不得不卖房，同时有见证人签字画押，有买卖合同，有缴税证明，有公章，政府才不予追究。

其实，这种规定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宗族制度。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是宗族制度，一切的不动产在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都是个人与族人所共有的，尤其是房屋这种由祖上遗留的房产，如果未经叔伯兄弟同意就出售，很可能伤害其情感与利益。为了维护这种基础制度的稳定，减少宗族内部的纠纷，朝廷规定在卖房前一定要先征求亲属的同意。另外，也为了便于亲邻检举，进而便于政府控制每一户居民。简言之，政府人为设置亲邻障碍，必定减少住房交易，必定增加居民迁徙的难度，这样把百姓都固定到土地上，统计人口也好，征收赋税也好，勘破案件也好，都变得很容易。

宋朝搞限购 禁止京官在京城购二套房

前几年房价涨速过快的时候，政府搞过限购，而大宋朝廷也搞过限购：限制京官在京城购买第二套房。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诏令：“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当时之所以会出台这样的诏令，一是为了限制兼并，二是为了平衡住房市场上的供需矛盾，让老百姓有房可买。

现在政府出让国有土地给开发商，用的方式是招、拍、挂，即招标、拍卖、挂牌。宋朝朝廷同样是这样卖地的，不过当时不叫招标和拍卖，而是叫做“实封投状”：朝廷公布地块和底价，有意向的买家把自己能出的价钱写在纸上，装到信封里，投进朝廷指定的标箱，报价期满，朝廷开箱，公开念出各人的报价，出价较高者可以买到地皮。

明清两代，不许官员买房的政策进一步扩大化，朝廷禁止所有官员在工作所在地买房。

明朝的规定是这样的：“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让朝廷得知，扒裤子打五十大板，开除公职，最后还要没收你买的房子。

清朝的规定则在照搬明朝法律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旗员历任外省，有在任所置产者，勒限责令，变价回旗。如有隐匿不报，查出财产入官，地方官失察，照例议处。”(《乾隆实录》卷8)就是说，不光限制官员购房，还限制旗人购房，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胆敢在工作地买房，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如发现旗人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当地官员也有责任向朝廷举报，如不举报，一旦查出，跟着买房人一起受处分。

明清政府何以要这样规定？目的是严防官员腐败，维护自身统治。毕竟官员收贿方式花样繁多，又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最难查清，于是干脆就不让他们在工作地拥有房产。那些在任职地买了房的，会被默认为贪污，受到严惩。

明朝政府逼着官员给穷人盖房

朱元璋是排名前列个逼着官员在全国范围内给穷人盖房的皇帝，也是少有的一个。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农民皇帝，出身穷苦，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提上了日程。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

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于是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

试点成功，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

理想毕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古代调控房地产有高招——明清设“找房款”制度防炒房

在明清时期，是没有人会去囤房的，其原因就是“找房款”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刚开始我卖房时卖了你1万块，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房价已经涨到了5万块了，那么我拥有一次让你“找补”给我房款的机会，即卖方向买方追讨一部分货款，以补足商品的价值。

例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江苏武进人刘文龙将自己的一亩八分地以7两银子的价格卖了出去，时隔8年，刘文龙以“原价轻浅”为由，委托中介向买家“找”了1两银子。自明清到民国，找房款现象屡见不鲜。

清朝政府明文规定，允许卖方“凭中公估找贴一次”。即使买卖双方已经钱货两讫，房子也过户到买主名下了，如果后来房价涨了，卖方仍有权利让买方再掏一次钱。而且在历朝历代，朝廷往往都会限制一个人拥有园宅地的面积。如果购买超过指标，那么每超一亩就得挨十大板。

清朝为旗人建经济适用房

明朝以后，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来越成了执政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于是，在清朝，经济适用房出现了。但是清朝的经济适用房，和现代的恰恰相反，清朝的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为特权阶层建造的。

清朝初年，大批旗人来到北京定居，清政府就将汉人统统搬到外城去住，把内城腾出来给旗人。内城的房子盖好后，清政府按品级给旗人分配，一品官20间，二品官15间，三品官12间，四品官10间，五品官7间，六品七品官4间，八品官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的普通旗人一人两间。

到了乾隆年间，旗人越来越多，内城的地盘不够用了，房子也不够分了。更可气的是，那帮分了房子的旗人吃喝嫖赌，胡吃海喝，领的钱粮不够用，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偷偷地卖了出去。乾隆很生气，一方面继续给旗人盖房，另一方面开始搞房改。搞什么样的房改呢？

排名前列，国家不再给旗人免费分房了(有特殊贡献以及跟皇室有特殊关系的旗人除外)，哪个旗人嫌房子不够住，可以向政府申请购买。第二，原来分到的房子可以卖，前提是你得把它从国家手里买下来，从公房变成私房，从只有使用权变成拥有所有权。

于是，旗人花了很少的钱，就把原本属于公家的房子，统统变成了私人财产。举个具体例子，乾隆四年，一个叫额森特的旗人交给内务府57两银子，就买下了一个坐落在正阳门外高井胡同、拥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的小型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按市价，至少500两银子。像额森特这样享受到经适房的旗人，乾隆年间至少有50万人。

在清朝，不仅在北京城里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经适房；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以南京为例，当时明故宫至通济门的一大片区域都划给了满人。满族人聚群而居，因此南京人把这块地方称为“满城”。至今，在这一块区域内，还留有蓝旗街的名字，顾名思义，当时这里是蓝旗满人的经适房。

再回首，即使到今天，房子依然如同它在历史上一样，和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像我们的先辈一样，我们追求属于自己的屋檐。居不易，中国人就更爱房子，或是为了成家，或是为了安心，或是为了宁静，或是为了稳定。